【编者按】
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设立。以这座“开放之城”为起点，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走过十年。2019年8月，上海在临港又设立了全国唯一一个自贸试验区新片区；而行至中国南端，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正在“蓬勃兴起”。
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拥有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雁阵”。十年之间，近半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源自于上海首创或同步先行先试，充分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十年之间，包括上海自贸区在内的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六分之一以上的进出口总值和吸收外资总量，为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注入了新的强劲动能。
回首过往十载，站上新的起点，自贸区试验区建设将迎来新机遇、带来新辉煌。
“可以说，自贸试验区较好地完成了国家战略赋予的重要使命，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增长极’和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高地’。”谈及中国在过去10年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历程，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教授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自贸试验区已经构成了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基础、实践载体和行动平台。
2013年至今，中国将自贸试验区的上海浦东经验传递到全国，从一开始的“一枝独秀”到眼下已形成“雁阵格局”。过去的2022年，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18.1%的外商投资和17.9%的进出口贸易，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提升到18.4%和18.6%。
面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全球化经济受挫、保护主义显著抬头和世界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复杂情况，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义与重要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在新的复杂环境下，一方面，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多边主义和反对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作贡献的立场宣示和鲜明旗帜；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内外经济良性循环，打造可靠产业链和安全稳定供应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能。”
黄建忠强调，以十周年建设成果为新征程起点，自贸试验区将迎来新一轮更大的挑战。既要直面 “风高浪急”甚或“惊涛骇浪”的外部环境，继续发挥好“种苗圃”“试验田”“新高地”的先行先试、引领示范作用，又要担负起在“对标对表”中探路排险、在“汪洋大海”中行稳致远的重要责任，还要完成“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下为采访实录：
澎湃新闻：2013年到现在，中国将自贸试验区的上海经验传递到全国，从一开始的“一枝独秀”到眼下已经形成“雁阵格局”，您个人如何回看这十年的发展成果？
黄建忠：从2013年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至今，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走过了10年历程。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及其片区、扩展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形成“海陆联动、东西互济、内外协调”的网络化“雁阵格局”。
2022年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18.1%的外商投资和17.9%的进出口贸易，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提升到18.4%和18.6%。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国家层面总结提炼了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四批最佳实践案例，共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形成了改革红利共享、开放成果普惠的良好局面，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可以说，自贸试验区较好地完成了国家战略赋予的重要使命，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增长极”和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构成了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基础、实践载体和行动平台，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澎湃新闻：在中国十年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过程中，您认为上海是如何引领的？同时，其他各地自贸区相继又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
黄建忠：在十年来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上海发挥了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作用。全国自贸区制度创新的经验中，有半数以上是上海自贸区和临港新片区的创新成果。无论是在法制建设引领、监管体制创新、营商环境优化、先进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发展等宏观经济社会层面，还是在放管服改革、单一窗口建设、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措施、FT账户创立运行、数字安全有序流动以及达成的“五自由一便利”具体机制创新领域，或是在“五个重要”“五大中心”“四大功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等建设成果方面，上海的经验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同时，其他各地自贸区在复制推广、创新发展中也形成了不少值得总结学习的经验，例如海南自贸港的“离岛购”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天津自贸区的“融资租赁”“平行进口”，北京自贸区的“本外币账户合一”，山东自贸区的“一证一险”，福建自贸区的“保税维修”，广东自贸区的“跨境执业”，凡此种种，各自贸试验区争奇斗艳、百花竞放，在改革开放中扮演着“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极”“创新试验田”“城市样板间”等缤纷角色。
澎湃新闻：在内部，我们国家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这个发展框架和各地的自贸区建设如何能够结合得更好？
黄建忠：近年来，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自贸试验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框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促进自贸区建设与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相互结合、联动发展方面，首先，自贸试验区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积极发挥“增长极”作用。自贸区可利用自身的制度优势进行区域产业“蓄能”和全球资源“虹吸”，大力发展先导产业和打造产业集群，加速锻造自主产业链与可靠供应链，带动区域经济产业一体化发展；其次，自贸试验区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积极扮演“发展极”角色。自贸区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大胆改、大胆试、自主闯，通过“差异化试验”频结硕果，可不断向区外辐射、溢出和渗透先进的制度经验，带动区域经济制度协同性变迁；最后，自贸试验区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积极发挥示范性作用。
自贸区依靠自身制度创新和产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效，可持续推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产生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行政管理经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示范性变革。
澎湃新闻：对外，我国目前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今年自贸区十周年这个节点上，国务院也印发了《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您认为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自贸区应该如何继续发力？
黄建忠：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自贸区应在制度型开放领域持续发力。我国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自贸区建设十周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这无疑是向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了向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开放迈进的要求。
为此，自贸区应当着重在以下两方面发力：一是深刻认识和理解“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核心要义，开展“对标改革”。从主体关系分析，规则是世界范围内多边、区域、双边乃至单边对外形成的稳定的经贸关系行为准则，它通常包括国际条约、政府间协定和一国对外正式对外公布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经济关系法则。规制是一国政府（含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政府部门）依据其法律地位制定的，与国际规则相互衔接、相互适应或由国际规则转化而成的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制度。管理是一国政府及其权力机构、行政部门依据规则、规制与国内市场主体发生交互关系的行为方式或行政监管模式。标准是微观市场主体在上述规则、规制、管理要求下，提供产品或服务所应达到的水平和质量要求。因此，国际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之间具有法律和行为主体之间层层相扣、递进衔接的逻辑关系。我国自贸协定的战略提升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必须在上述四大核心内涵上开展系统深入的“对标”改革。
二是加快谋划和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实践进程，进行“对表开放”。从时序关系分析，在静态意义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是一国或地区已经参与缔结的多边、区域组织条约和双边协定既有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就我国而言是在WTO、RCEP和双边自贸协定项下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所应遵循的全部行为准则。在动态意义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包括了一国或地区拟参与缔结的多边、区域组织条约和双边协定既有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就我国来说它包括CPTPP、DEPA以及我国谋求推动实施的“中欧投资协定（CAI）”等形成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拟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在趋势意义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还泛指那些我国未参与缔结，而事实上可能影响我国已参与、拟参与，甚至将来可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起缔结的多边、区域和双边协定未来趋势走向的高标准自贸协定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具体条款要求。随着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积极参与引领国际经贸新规则历史进程的不断加快推进，此类协定框架下的大部分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理应纳入我国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求范围。
所以，我国自贸协定的战略提升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也必须完成从静态到动态，进而实现适应趋势要求的“对表”开放。
澎湃新闻：现在提出要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您认为应该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同时过去十年的建设还留下哪些重要的有待提高的方面？
黄建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领域”，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因此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重点，在于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大核心”入手，围绕投资、贸易、金融、创新“四大领域”着力，实施更高、更快、更好的改革开放。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自贸试验区在“四核、四维”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某些“结构性改革”领域，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创新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投资领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更好的准入准营和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领域，还必须加大货物贸易升级、服务贸易创新和数字贸易发展的力度，尤其是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发展基础制度改革方面下足功夫；在金融领域，也还需要改善金融、信贷可获得性，开发、投放更多的金融衍生品以配套形成各类保值、避险手段和对冲工具，以及开展离岸金融业务需要的支撑手段；在创新领域，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促进科技开发与转化，尤其是改变多数高校和某些科研院所专利科技产业转化率相比发达国家仍然较低的状况，通过完善制度设计促进国际协同创新。此外，在政府采购与产业政策、国企中立与竞争制度、劳工权益与环境保护、数字流动与安全监管等一些敏感性领域，不断加强“压力测试”，达到动态平衡、有序促进的效果。
澎湃新闻：当下面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全球化经济受挫，保护主义显著抬头和世界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复杂情况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性是否进一步凸显？在这种新的复杂情况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又会迎来怎样的挑战？
黄建忠：面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全球化经济受挫，保护主义显著抬头和世界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复杂情况，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义与重要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在新的复杂环境下，一方面，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多边主义和反对保护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作贡献的立场宣示和鲜明旗帜；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内外经济良性循环，打造可靠产业链和安全稳定供应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能。
以十周年建设成果为新征程起点，自贸试验区将迎来新一轮更大的挑战，既要直面 “风高浪急”甚或“惊涛骇浪”的外部环境，继续发挥好“种苗圃”“试验田”“新高地”的先行先试、引领示范作用，又要担负起在“对标对表”中探路排险、在“汪洋大海”中行稳致远的重要责任，还要完成“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加快先进产业集聚、优化区域功能结构，构建网络协同体系、提升综合发展质量，推动我国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全局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