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全传》中，晁盖为人仗义，气力过人，江湖名气大，威望也高，不过结局很惨。
曾头市之战，因为急于立功，晁盖不听林冲之言，轻信两个和尚的话，中了史文恭的计策。在突围过程中，晁盖面颊中箭，幸亏呼延灼、燕顺等人拼命相救，才不至于当场阵亡。然而，因为所中之箭有毒，晁盖没能活下来，他匆匆交待几句遗言，便含恨而死。射死晁盖的毒箭上，刻着“史文恭”三个字。后来，宋江等人之所以要活捉史文恭，为晁天王报仇，就源于此。
很多读者认为，史文恭是猛将，不会在箭上用毒，更不会在箭上刻着自己的名字。一些读者甚至觉得，这是宋江（派别人）所为，目的是害死晁盖，并嫁祸给史文恭。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对，因为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箭上用毒很正常。这一点，无论正史还是古典小说，都有大量证明。比如《三国志》中，关羽曾经刮骨疗毒，其手臂上的毒就源于战场流矢。
央视《三国演义》中刮骨疗毒镜头
至于箭上刻名字，在古代一样不稀奇。事实上，在兵器上刻名字是一种悠久的管理监督方式，叫“物勒工名”制度。
“物勒工名”制度的起源
所谓“物勒工名”，意思是在器物上刻着铸造者的名字。当然，不一定只刻亲手铸造者的名字，有时候还包括铸造者的直接上司，或者上司的上司等。这么做，是为了方便追究责任，保证器物的质量，避免偷工减料等事故。
“物勒工名”一词，最早出现于《吕氏春秋》中。
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这段话大意是说：这个月，要让工匠们把所造的祭祀用器物陈列出来，这些器物不能太奇巧，以免让天子分心，只要精致就为最好。这些器物要刻上工匠的名字，这样方便考察他们是否诚实，如果器物质量不过关，就要追究其责任。
《寻秦记》吕不韦形象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中，有同样的记载。
《吕氏春秋》由吕不韦主持，其门下门客编纂，成书于战国末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礼记》主要也是记载先秦时期的礼制。由此可知，至迟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物勒工名”的制度。而实际上，早在西周时期，祭祀器具上就出现“工师”的名字了，可见“物勒工名”制度的雏形，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
这种制度并非一纸空文，因为考古发现，当时一些器物的确会刻上工匠名字。
比如，当时一件刻着铭文为“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詟丞义工窎”的铜戈，意思是秦王三年（公元前244年），由相邦“吕不韦”监造，寺工（管理工匠的官职名）“詟”负责，丞（协助管理者的官职名）“义”协助，工匠“窎”完成的戈。
1987年9月，四川省青川县白水区也曾出土一件铜戈，名为“吕不韦戈”，全长为26.5厘米。戈内部两面有铭文，正面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翻面为“蜀东工”，一共23个字。
吕不韦戈（来源网络）
由此可知，当时器物铭文会注明时间、地点和负责人名字。据此可以发现，当时秦国的“物勒工名”管理，属于“监造-主造-铸造者”三级监造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直接追究铸造者的责任，也能追究其上司主造者的责任，还能追究最高负责人，即监造者的责任。一旦器物出现质量问题，他们无法互相推诿，谁也跑不了。
需要说明的是，“物勒工名”制度并非只应用于兵器，在铁器、陶器、量器、漆器等方面也都施行。秦始皇亲政之后，还把物勒工名的制度纳入到《秦律》中，这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明时期的“物勒工名”制度
从秦朝到明清，“物勒工名”制度一直存在。不过，“物勒工名”制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程度不一样，有衰落也有盛行，直到清朝之后，这种制度才逐渐消失。
从秦朝到汉朝前期，“物勒工名”制度施行还不错。但是到东汉后期，因为当时朝廷管控不力，所以许多器物上勒名不明显，民间制造器物虽然勒名，但多是店铺名、个人名、宣传语或祈福语，以求售出更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盛世，“物勒工名”制度才再次得以发展。
铜镜上铭文多吉祥语
水浒故事诞生于宋明时期，这段时期的“物勒工名”制度，又是什么样呢？
北宋以来，由于商业发达，部分商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次充好，这就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太多。基于此，宋代不仅严格执行“物勒工名”制度，而且每一种商品都有标准，这个标准叫“法式”。比如，宋代有一本关于建筑的书，是李诫的《营造法式》。这里的“法式”，就是建筑方面的标准。
监察人员通过制定好的“法式”，对每一种商品进行检验。这一点，《宋史 职官志》中有明确记载。
庀其工徒……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凡金玉、犀象、羽毛、齿革、胶漆、材竹，辨其名物而考其制度，事当损益，则审其可否，议定以闻。少府所掌，旧有主名，其工作之事，则监自亲之。
除此之外，凡是为皇家制造的器物，比如兵器、砖石等，也都严格施行“物勒工名”制度。在今天的南京明城墙上，我们还能看到砖石上有铭文。这些铭文，就是记录城砖的烧制时间、烧砖人以及监造机构名等。一块城墙砖上，就明确刻着“窑匠陈当寿，造砖人夫李遇宝”十二个铭文。
南京明城墙砖石上铭文
城墙所用城砖，官府都有记录。如果以后城墙出了问题，那么官府就可以根据记录和铭文，直接找到负责人和烧砖的匠人。
水浒中的“物勒工名”
从上可以发现，兵器上刻着名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不过，民间的“物勒工名”并不像皇家那般严格，上面不必刻着许多字。为了方便，记着负责人的名字或者名字加序号就可以，这在水浒中也有表现。
比如祝家庄里的兵器，上面就刻着字号。
石秀道：“我与他些银两，回与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这个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编着字号。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这主人法度不轻。”
石秀想买祝家庄里的朴刀，但是小二却告诉他，朴刀上都编了字号。一旦丢失，就会受到惩罚。显然，祝家庄的兵器也有“物勒工名”。
央视水浒石秀形象
所谓“字号”，是名字和序号。序号可以方便管理，查询数量，比如水浒中说到，祝家庄每家两把朴刀。按照一定的顺序，到你家应该是56，若是检查时你家没有，或者序号不对，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至于名字，当不是工匠名字，因为像祝家庄这样的武装势力，其实并不算强大，他们的工匠数量也没多少，且一直都在庄子内，很容易管理。所以，兵器上应该是将领的名字。因为祝家庄有栾廷玉、祝龙、祝虎、祝彪等几位将领，这样做，是为了方便划定各自管辖范围，以及记录功劳。
举个例子，或许就明白了。
假设石秀要借用的朴刀，上面字号是“栾廷玉四十”，就说明这一片是栾廷玉的势力范围，拿着这把朴刀作战的人，属于栾廷玉麾下第四十名士兵。一旦这把朴刀丢失，那么此人作战就没有兵器，即便他拿着别人的兵器，也会被发现。如果这把朴刀丢了，或者被别人买去，或者被盗走，此人就要受到惩罚；若是因为作战而折损，留在了战场，那就没事；若是杀了敌人，或者留在了敌将身体内，那么此人以及栾廷玉本人，都有功劳。
这么一说，就能明白祝家庄兵器上字号的作用了。
央视水浒史文恭形象
同理，史文恭毒箭上之所以刻着他自己名字，也是出于这样考虑。和祝家庄兵器的区别是，史文恭毒箭上只有名字，没有序号。这应该是史文恭自用的箭，所以没有序号，如此可以和士兵所用箭矢区分开来。即，有序号者为士兵所用，无序号者为史文恭本人所用。当然，也可能史文恭部下所用箭矢都没有序号，毕竟都由史文恭管理。
史文恭毒箭与晁盖之死
许多读者认为，史文恭是高手，箭上不会刻姓名，更不会用毒，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从“物勒工名”制度可知，器物刻上名字很正常，尤其是兵器上。所以，祝家庄兵器上有字号固然正常，曾头市兵器上有史文恭姓名也不足为奇。不能因为史文恭是高手，就说他的箭上不会有名字和毒，没有这样的逻辑。
史文恭后来写降书，也承认了射死晁盖之事。
央视水浒晁盖形象
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怯，随即写书……宋江拆开看时，写道：“……向日天王率众到来，理合就当归附。奈何无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夺马之罪，虽百口何辞！原之实非本意。今顽犬已亡，遣使讲和……。”
虽然这封降书是以曾弄（曾家五虎父亲）口吻所写，但实际上是史文恭写的。即便不看这一点，从“无端部卒，施放冷箭”也可知道，曾头市承认了射死晁盖之事。再加上毒箭上有史文恭名字，所以梁山好汉才认定史文恭是害死晁盖的仇人。
总而言之，晁盖之死的确是史文恭所为，与宋江无关。
央视水浒宋江形象
很多人说，晁盖死时没提到史文恭，而宋江却说捉史文恭为晁盖报仇，这是篡改晁盖遗嘱。其实，这是因为，晁盖中箭后，不知是谁射了自己，所以临终只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没提到史文恭名字。而宋江看到了毒箭上的名字，所以才会说“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仇。
所以说，网上所谓的“晁盖之死凶手其实是宋江”“宋江派人（花荣或者其他人）射死晁盖”“宋江为做寨主而篡改晁盖遗嘱”等言论，都是彻底的阴谋论。
参考资料：《礼记》《吕氏春秋》《三国志》《宋史》《从古代文献探“物勒工名”》《水浒全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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